在结构或分析一部戏的时候，必须把人物排成对立的阵营，正面阵营和反面阵营，本来反面阵营强于正面阵营，但在斗争的过程中形势逐渐起变化，本来在反面阵营的逐渐转移到正面阵营来，于是形势逐渐变化。但在表面上两方面还是势均力敌，斗争尖锐，直到最后决战，一面全胜，一面崩溃，矛盾统冲突结束。正反两个阵营中的人物不但数量上起变化，对抗的力量上起变化，并且正反双方的人物本身也在起变化，正面主角意志虽然不变，并且最后取得胜利，但性格上也不断起着变化。从总的剧情来看，人物阵容的变化，剧情的变化总是幅度很大的，从顺境转到逆境，或从逆境转到顺境，从成功到失败，或从失败到成功，从爱到恨，或从恨到爱。

　　戏剧中的典型化不仅把剧本的主要人物写得富有典型意义，并且要把一切人物，不论主要的次要的，搭配得富有典型意义，还有，把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所构成的情节要安排得富于典型性和戏剧性。人物搭配和情节安排就是创造典型环境。恩格斯说：“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意思是说，没有典型人物就没有典型环境，反过来，没有典型环境，也就没有典型人物。

　　思想通常总是通过一系列形象的体系揭示出来的，一个孤立的形象不能揭示复杂现象的思想。一个剧本总是一部复杂的形象体系，这些形象集中在一起共同来揭示某种思想。一个音不能构成曲，一种乐器不能构成乐队；有高低音符搭配起来才能成曲，由各种各样乐器搭配起来才能成为乐队。同样道理，一群人才能搭配成戏，一群典型人物才能搭配成典型的戏剧情节，揭示出现实生活的真理和本质。别林斯基说过；“不是个别的和偶然的，而是共同的和必然的，它将得出其所处的整个时代的特色与意义。”

　　剧情的转变是和人物性格的转变分不开的，剧情转变大，人物性格的转变也大，一般在悲剧和正剧里剧情和人物性格的转变幅度比较大，在喜剧和闹剧里转变幅度比较小。在大转变里还有无数的小转变，例如一部戏的总转变是由爱到恨，而其中小转变可以由忍受到不能忍受，由冷淡到烦躁。剧情转变幅度大的，如由爱到恨，那么人物的搭配必然和转变幅度小的如由冷淡到烦躁，完全不同；在幅度大的人物性格的对立必然强烈而又尖锐。

　　例如哈姆雷待与克劳迪斯的对立，在幅度小的人物性格的对立必然较弱，如契诃夫《樱桃园》中一些人物的对立，如《评雪辨踪》卫吕蒙正和刘翠屏的对立。人物性格的对立（或称搭配）必须根据剧情转变幅度大小来决定，如果你把契诃夫的人物对立放到《哈姆雷特》里去，或把哈姆雷特和克劳迪斯放进《樱桃园》里去，两个戏的剧情都得大大改变，不然这些人物的性格是无法表达的。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出：典型人物性格是决定典型情节的主导因素，这是现实生活所规定了的不能勉强塑造的。

　　剧情转变和人物性格对立、转变的幅度大的，可以构成尖锐的富于戏剧性的典型性强的戏剧冲突，但剧情转变和人物性格对立、转变的幅度小的，也一样能构成尖锐的富于戏剧性的典型性强的戏剧冲突，主要看你对立着的人物性格写得鲜明、真实、深刻与否，看你从性格出发的情节安排得恰当与否。契诃夫和高尔基大部分的剧作都是属于后一种类型的，即转变幅度不大，但人物刻划鲜明、真实、深刻，所以人物意志的对立冲突仍然极其尖锐、富于戏剧性而义有典型意义的。描写人民内部矛盾冲突的戏就属于这一类型，所以要写好人民内部矛盾的戏，首要的任务是把人物性格写好。人物对立矛盾写好，情节和冲突安排好。《红色宣传员》之所以成功，主要就在于作者把人物写好了，人物对立矛盾写好了，由性格出发的情节安排好了，三者配合好了，真实地概括了生活，真正做到了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密切结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