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同一个《重逢》素材，因不同的选择就建筑起两个不同的形态景观和思想视境。上海版的截取式类似微型小说，视点是个人及家庭的离变，以及由此凝结的思想主题，企望通过“重逢的日子”的人与事，反映新形势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由此延伸出的新的人伦道德。日本版的节具体人事的因果链式发展线索，是在现实时间与对象客观时间趋同的基础上，建立在历史时代的全面发展过程中，它类似长篇小说的结构。在这种尊崇历史轨道的结构中，摄像机视域的开扩，在大陆、台湾、海峡及国际背景中，在半个世纪的战斗和结束战争后的半个世纪的漫长历史时间中，寻找人物和时代命运的契人点，追问横隔同种同宗同文化的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历史根源及因素，将人物命运推上了这一隔离根源和时代风潮的背景中，从而提出了一个关系到人类发展的重要问题，作者反思历史的精神和渴望未来的心情是显著的。同时由于这种建立在时代基础上的历史反思的态度，产生了极强的思想冲击力，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人类曾经因为过去失去了现在，而现在就在眼前，它是走向未来的基础，作者历史的眼光，就在于不希望未来成为过去的悲剧的翻版。

　　并非要对《重逢》两种选择作离低评判，但两个版本都以其独立的视点，建立起创作者渴望实现的艺术视境，重要的是，两个编导对同一素材的不同移植与影响，实证了电视纪录片差异的创作主体所决定的差异对象现实视境。当然，对于纪录片来说，题材对象是创作的基础，重要的是编导面对这一基础的选择意义，编导运用材料的能力，使镜头材料附归于纪录片现实的时间与空间的逻辑，进而建立起镜头之间关系的思想和情感的内在联系。《重逢》上海版与日木版的差异是显著的，上海版讲述普通人的故事，致力于一般性情感的张扬；日本版则在尊崇客观时间的因果性叙述中，淡化故事情节，提供了一种指导整个思想进程的基础条件和认读形式。在这里，《重逢》日本版更具纪录片的特点，编导建立的叙述性结构，并没有讲述故事的主题流失，它不依据故事性的完整的叙述模式，而是通过完整的叙述使故事性内容在思想终结点上发生逆转，表现出纪录结构的理性特点，使每一个镜头单位的连接点思想化，前面的镜头被后续镜头，前一个话题被后续话题向前推进的不是镜头和话题的故事与动作，而是编导的忠心。

　　编导在纪录片中沿引客观时间建立的叙述性的现实时间，产生出的画面动作连续性影响，传达的不是单纯画面动作的事件而是主题思想。正同戏剧表演的内容不是现在时空，但戏剧表演而对剧场和观众，永远是在现在时空中那样。纪录片的对象是真实时空中的真实原态独立，但这些真实材料在纪录片历时性选择中，却是对原状重建的现实艺术时空，在纪录片创作中，所有材料对象世界的时空形态，都是编导对纪录片思考的重建因素，创作者可以在任何状况下，根据编导和思想主题的需要，重建对象世界的艺术现实。这一充满主体精神美质的选择，将能够反映并建构创作者精神思想的、对象的、画面建续动作的时空形态，集中结构到主体选择所希望临达的最高艺术视境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