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电影作为一种发掘或描写精神状态的媒介，可以和小说并驾齐驱，甚至高出一筹。我们以前尚未提到过的一种精神状态（或一类精神状态），叫做由吸毒而引起的精神状态。描写这种精神状态，对于文学来说，并不是新鲜事儿。例如威廉·巴勒的《裸体午餐》，即以幻想为题材的《一千零一夜》，据说是作者在麻醉状态下写成的；对于电影来说，也是如此。
 
　　而真实电影，它是一种纪录性的电影。这种电影开始时和法国的电影制作者克里斯·马克以及让·鲁什密切有关。它是这样一种样式，摄影时电影制作者都是采用新式的轻型手提设备，神不知鬼不觉地跟着周围的人物，然后把他们的动作纪录下来。这种类型的电影有两种非常重要的技巧：一是利用非专业演员，二是直接访问。我们知道，其中第一种技巧也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制作者在早前所运用过的技巧；不过新现实主义电影制作者是通过非专业演员来表现和他们相似的人物，而真实电影的实践者则是把非专业演员当作真实人物，而不是当作演员来看待。第二种技巧，即直接访问，就是电影制作者（多数在画外）对一个或更多的人物问一连串的问题，并往往发展成为一场款款而谈的对话，从这闲谈中透露出重大的问题。

　　真实电影作为一种严肃的电影风格，也许并不太受欢迎，或者至少是倒退了，退到了成为传统的纪录电影。它虽然从中有所发展，但最多不过象它以前的新现实主义那样，主要就是表现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这种新型电影的实践者很快发现，普通人表现他们自己的时候不是呆若木鸡，就是忘不掉自己，并受到种种限制。这就正如那些拙劣的演员表现别人总是不如表现自己一样。所以这一流派的电影制作者（特别是美国的）正日益改变自己为注意中心，并不总是去表现那些平凡的有时则是五光十色和耸人听闻的题材（例如政抬家、演出主持人，豪华的宴会主人、同性恋者、吸毒者和精神病患者）。他们也和观众一样开始发现，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早期真实电影的经验相反，确有许多人（非专业演员）在摄影机面前不仅表演得很自然，而且能在许多情况下欢跃自如，或者毫不掩饰地暴露自己的灵魂，就仿佛眼前根本役有摄影机。或者相反，就象那些有裸露癖的人那样乐于在摄影机面前一显身手。

　　出人意外的是，真实电影却对叙述式的电影制作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此中原因可能和故事片电影制作音一心想使自己的影片更加真实的问题有关，而这一问题又正好和当前全世界群起反对传统的电影制作方法有密切关系。这一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有一些故事片就极力想超过真实电影那最一般的形式和结构，所以凡是被摄体活动的地方和期间，摄影机就一直跟着不放。阿格尼·瓦尔达的《克里奥从5点到7点》就是一例。这部片子拍摄女上人公（克里奥）询向医生她有生以来究竟有没有癌症，恐怕就花了一个小时。这部实际大约只有一个半小时的片子，包括了许多真实电影所特有的事件：如坐出租汽车、坐公共汽车、购买新帽子和逛公园。

　　还有这样一些影片，其中的专业演员故意假装不会真正讲话（语无伦次，结结巴巴，有时甚至含混不清），这一来导演便可以从容不迫地通过不加修饰的方法，例如手提摄影机和位置不适宜的麦克风，来摄取事先写好和事先排练好的场面，以使人从表面看来，这种场面和实际情况相比显得更加自发。故事片实况部分的其他例子还有这样一些场面，其中主要的人物是在真实的人群中、游行队伍中甚至暴乱中拍摄的。也还有这样的影片，其中的演员或电影制作者可以和真人交谈，或者演员和电影制作者交谈——有时则是和他一起讨论他们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