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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的他山之石(一)

2012-4-12 11:36|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186| 评论: 0|原作者: 中国音响网



  20世纪初,早期的中国电影就以生吞活剥来自舞台的文明戏开始了自己发展之路。1914年由张石川导演的电影黑籍冤魂》就是根据文明戏改编的。影片的内容是讲述了一个揭露鸦片毒害中国百姓的故事。这部影片和舞台剧基本相仿,也分成数幕。《空谷兰》、《玉梨魂》等许多那一时期的影片都是根据鸳鸯蝴蝶派小说改成的文明戏,再搬上银幕的。长期受戏剧欣赏习惯影响的中国电影观众,他们更乐于接受以起承转合为叙事结构的有头有尾的戏剧矛盾冲突强烈的叙事电影。可以这样来评价近百年前的中国最早一批的电影人,他们根植于自己民族文化的土壤,与同时代的好莱坞的电影业同行们殊途同归,开拓了中国叙事电影的戏剧化、经典化之路。这一批中国电影人也许是不自觉的,但他们开拓的这条路,成为了以叙事戏剧为结构蓝本的百年中国电影的主导样式,主干线。

  1978年之后,张暖忻提出了《电影语言要现代化》。他和白景晟提出“与戏剧离婚”和“丢掉戏剧拐棍”。在他们的倡导下,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界,涌现出一批具有纪实倾向的散文式电影,如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沙鸥》、《青春祭》、《邻居》等优秀影片,增添了散文式电影这一新品种。进入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猎场札撒》、《盗马贼》等电影的创作完成,把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一批年轻导演推到了大家的视线之内。这些导演大多出自北京电影学院,受到过良好系统的电影理论教育,被称做“第五代”导演。在他们之前的中国电影大多只注重循规蹈矩的按传统经典的方式讲故事,而忽视对造型、色彩、声音等电影艺术手段的创新应用。第五代导演拉起了反叛的旗帜,对于他们来说任何来自好莱坞的叙事或造型的规律、规则或方法都成了一种需要摆脱的束缚和桎梏。他们的声光世界中,一个哲学理念或主观意念的宣扬也能成为创作中心,大声张扬的是对传统画面构图、剪辑规范、色彩、声音、音响等一切创作手段颠覆性的创新运用。

  然而第五代电影则将叙事放到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地位,人物和人物的情感也成了背景,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虽然他们在艺术上有一定的突破,但他们的作品往往或晦涩难懂或叙事乏味,得不到广大电影观众的认可,电影拷贝卖不出去,更被理论界讥讽为“孤独的离群索居者”。经过近10年摸索之后,第五代导演里的硕果仅存者们反思了自己的创作方向,纷纷回到了对叙事性和造型性并重的电影创作轨道上。经典好莱坞的叙事手段和技巧不再被中国电影界这些主力干将们视为“陈规陋习”,而是出现了一种极力模仿、迎合的倾向。他们以“奥斯卡”奖为目标,跟风追赶着西方评委们和西方观众的时尚口味,来调制自己作品的风格底色。《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这一时期张艺谋的作品也就是因此而被理论界所诟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开始了向市场化和商业化转型,与此同时中国的电影市场向好莱坞敞开了一角大门。一部部大投资、大牌创作队伍,又同时娴熟运用经典好莱坞叙事套路讲故事的商业大片,席卷了中国电影绝大部分票房,象一颗颗重磅炸弹,一度将中国电影业轰击得风雨飘摇。北京电影学院顶尖的教授们韩小磊、谢飞、许同均等与学生们交流的话题是开放后中国电影业还有存在的可能吗?而答案又往往是很悲观的。当时与电影学院一墙之隔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在拍片的黄金档期竟连续几个月没一个电影摄制组入驻,为悲观的论断做了很好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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