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或摄影师早就指出我们的构想，当要追求某种黄色效果时，它在电脑中准确算计每个镜头补光的准确时间。比如，他给出下列计划：黄色--32，红色--41，蓝色--37，他的计划都是代号。然后根据指令，使白光通过没有显像的正片，然后按调色师指定的时间长度完全均匀地把正片放到三色棱镜下，然后把正片送到显像员那里--完全就像制作普通相片一样，拷贝就制作出来了。我们称之为标准拷贝。

　　如果调出了需要的颜色，就把标准拷贝印成国际通用正片，然后把国际通用正片制成国际通用底片，以后就可以印制电影的所有拷贝。原版底片存档。这是非常珍贵的，是一种现实保障，银行会为此给电影付钱。最后一个任务，调音结束后，声音都录制到磁带上，就跟你们家放音器里的磁带差不多，只是要宽一点。现在该把声音灌到影片中去了，也就是光盘，让声音与标准片结合。磁带经过将磁脉冲翻译成光学录音片的“电子眼” 。然后把光学底片录到标准片上。我带着它回到录音棚。我们把磁带放到一个音轨，标准片放到另一个音轨。然后又这儿、那儿，前前后后地倒带，检查在从磁带到光带的转录过程中质量是否损失。有时有一些小小的失真，但大部分是吻合的。

　　没什么了，电影结束了，该介绍制片厂了。制片厂：难道一切都是为了它？我绝对不是反制片厂体系分子。我已表达对那些给我几十万美金拍电影的人的谢意。我想，对我，对所有导演来讲，把电影交出去都是真正的考验。可能，因为这是第一次拿出来见人。而事实上，可能是因为电影通过严格审查几个月后，就离开我面向大众了，对大众我无法施加影响。

　　就像美国生活的其它方面，社会评价是决定一切的关键。电影交给制片厂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试映。当然，领导已经看过该片了。有人交换自己的意见，有人说俏皮话，但所有修改讨论都推到判决--即试映的最终结果出来之后进行。在这种观片会上最经常放的是暂时用于播放的工作版，声音和音乐在两个声道上，标准片的底片一般会分成相应的几部分，虽然在此之后还可以任意地修改，但制片厂领导坚持一条不可更改的原则：底片禁止动用。制片厂坚信，观众分辨不出版本的质量区别。一个官员讲影片的放映情况，说，某个地方情节不够。大家只有笑。我说，可能情节没放进去，是因为它不值得讲。

　　我从未遭遇堵车，总是提前半个小时来观看。电影院门口已经排了长队。观众是从各大百货商场网罗来的“新兵” 。给他们看新电影，让他们简要地写下情节。社会学家在周围走来走去。队伍好比人头曲线图。影片是R级，17岁以下儿童谢绝观看。必须遵循国际主义原则：观看者里有几个非洲籍美国人、几个亚洲、拉丁美洲的代表。在电影《空槽》一片中官员邀请了一些半大的孩子，因为主角是他们崇拜的偶像里芬.菲里普。电影中谈到了60年代校园中的左派激进分子。这无关紧要，25岁以下的青年人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电影厂的领导给青年人的偶像拍了照。其实，观众席上还是应该有一些半大的孩子。大厅里闹闹轰轰。观众已经等了20分钟。吃东西，喝饮料，每人都已去过一次厕所。他们是经验十足的预映常客。他们在自己能发挥威力的时刻尽情享受。电影如果得到他们喜欢，他们就静悄悄地坐在那儿。相反，则躲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