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看来，电影已成为当代最有影响、最合时代精神的艺术。从《时代周刊》的重点报道，从《星期六评论》的特刊，从像罗尔夫·霍克哈斯那样的剧作家或者诸如雷蒙德·威廉斯那样的批评家的文章中，我们正越来越经常地得到这一信息。但是，这种看法究竟有什么依据?究竟是什么促使霍克哈斯做出下面这样的评论呢：“当我不久前看完英格玛·伯格曼的《沉默》后走出汉堡电影院时，心里不禁发问：‘今天的小说家还有什么可做的了’”请想想伯格曼只用他的摄影机拍摄一个镜头一一一条街道、一段走廊、一个妇女的腋窝，单凭这些，不费一词就能说明多少东西。而小说家花费更多的词句又能提供什么同样有趣的东西呢？”

　　威廉斯在所著《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的戏剧》修订版的结束语中提出了电影在各种艺术中间上升到首位的原因。他强调指出，他认为电影的潜力与前景“不单单在于技术方面（虽然整个说来人们仍旧把它看作一种技术），而在于它是对观众、社会、人们的正在改变着的感知结构的反应”。

　　电影的技术与形式特别符合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我们观察生活的方式以及我们观察自己和周围生活时所看到、听到、感到和了解到的一切。可以说，电影形式的结构特别符合我们今天的感知结构。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考察电影发挥其作用的方式，尽管它们是非常独特的。相反，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考察电影在表现、以一定形式体现其人性的内容时的作用方式。因为这才是这一艺术在我们生活中占居首位的基础。电影并没有像某些早期电影鼓吹者们所预言的那样走上一条独特的、一怪异的道路。纯粹的形式和运动、抽象的“用光作画”并没有成为电影的主导模式。电影的主导模式始终是戏剧的：即以充满动作和力量的、直接的形式体现人类生活。在这里，电影要素与戏剧要素是相互起作用的。

　　由这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均衡关系可以有多种形式，构成多种不同的平衡。当代所有的艺术都受到了我们感知结构上的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我们看待现实与界说现实、内部的和外部的方式上的变化的影响。显然，对电影如何表达人的内容的任何论述，都必须结合有关人的意识怎样起作用，一切艺术怎样起作用这类思想观念不断变化的来龙去脉进行。

　　把电影作为一种戏剧艺术来探讨最为有效，但它毕竟与舞台剧有着重大的差别—技巧上、技术上以及心理上的差别。有些差别来自电影本身的独特性质，有些则源于电影的综合性质，源于电影与其他艺术所共有的那些要素。简单看一下电影与其他艺术媒介的联系将有助于确定电影与戏剧的基本关系。

　　当然，视觉形象在电影中明显的重要性使人们想到电影与视觉艺术特别是绘画的关系。电影与绘画都是在一个画框的范围内构成生活形象的。在两种艺术形式中，都是由画框来限制材料，排除周围的材料。画框的严格限制强化了艺术家对生活中原始材料的选择。画框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起来—这种集中是电影艺术的核心要素之一。但是，在这两种艺术中，画框所产生的心理效果似乎并不相同。绘画的画框能将材料更完全地孤立在画框内，以更绝对化的形式将它封闭起来，因而对材料的选择也提出了更明确的限制。电影影象的画框则使环境材料更具有瞬间的隐蔽性，使我们更能意识到这些环境材料仍然存在。

　　在电影中，当看到画框内的屋子里有一扇门，我们更容易意识到有什么东西位于门的外面，意识到眼前的场景是扩展到其周围环境中的。我们的这种意识和预感由于摄影机的移动将其他材料包括进去，或者由于影片的剪辑让我们确实看到了在最初画面中门外面与门后面的东西而大大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