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部坏影片中表演要比在一部好影片中更难。一部可怕的剧本使表演非常困难。然而一部好的电影剧本能使你事业中最容易的表演获得金像奖。也应为成功地克服困难设一奖。但是没有什么事情是死定了的；你始终可以冒一下险。从表面来看，《侦探》（曾是一出十分成功的舞台剧），由劳伦斯•奥利维尔和我主演，是可以成功的；但是那是一部两个人的戏，没有任何一部只有两个演员的影片曾经挣过钱——也就是说，在《侦探》发行以前。

　　 当我把自己作为一个电影演员来分析时，我认为，我的部分魅力在于，我不是一个明显的胜利者。如果西安. 康纳利或查尔斯.面朗逊出现，你知道他们肯定得胜。但是我有一种失败者的劲儿，我也经常在影片中演失败者。我的大部分生涯都是作为一个失败者而渡过的，我认为这给我的个性增添了一些维度。重要的是，你必须知道你传达出去的是什么。你不能忽视或忽略所发生的变化。当我在中年的顶峰时，有人给我一个电影剧本，我把它送了回去，我说那个角色不够大。他们给我打电话来说，“我们不是要你扮演那个浪漫的少年；我们认为你是他的父亲。”实际上，我非常喜欢年纪变大。这对男演员来说，要比女演员更容易些。像我这种类型的演员的最佳角色都是成熟的角色。我在成长，角色也跟着我成长，就像他们对待乔治•司各脱和李•马文那样。所以我的中年时期变成我的最佳年代，我得到的是最丰富多采的角色。我非常高兴我已经跨过了以前的那一类角色。 好莱坞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是分成了A组，B组，C组和滑稽组。A组只有一小撮人：雷德福、 伊斯特伍德、史泰龙以及其他几个制片厂的头头。我不属于那一组。这些人不和B组和C组的人混在一起，理由很简单，他们害怕有人向他们讨工作。但是他们和滑稽组混在一起。我属于滑稽组。他们请我去吃饭，因为我是合乎情理地有风趣，同时我还有一位绝顶美丽和聪明的妻子。而我很知趣地不向他们讨工作。但是如果我是在B组，如果我不在滑稽组，我就有可能在B组，我就不会受到邀请。

　　有些明星能够提供大量有益的建议。彼得•芬奇告诉我，他化了三十年的功夫才弄明白，你不能听信餐桌上的任何人的意见。我同意。艾迪.罗宾逊是我的一个密友，经常建议我去买油画。他死后，他的收藏值数百万。而彼得•奥图尔告诉我说，不要演小角色，那怕在可以获得大量曝光的媒介中，因为那会把我变成一个小角色的演员。他建议我在任何地方都演主角——如果需要的话，甚至烂糟糟的剧本——但演主角。

　　我没有竞争意识。我不想当明星，也没有把表演看成是一个竞争。蒙哥马利. 克利夫特有一次对我说，嫉妒别的演员是你能给他的最高的恭维。克利夫特认为厌恶另一个演员的表演，是健康的。因为这好象是说，“我希望我能做到那样。”我不建议演员那样来看问题。那是自我毁灭。如果你有竞争心理，而你不总是得胜者，那你就会痛苦。我对整个问题的认识是相当自负的，因为我认为没有人能跟我竞争——我就是我，或者人们非常需要我，或者无论怎样我都不合适。但是感觉安全并不会使我对这一行业中的某些伟大的名字失去尊敬。当我在拍《群蜂》时，我的人物必须在德克萨斯州的附近的一个导弹基地对一批人做一次有关生存的讲座。当我讲到一半时，我突然意识到，听讲的人中有：亨利•方达、奥丽维娅•德•哈弗兰、弗莱德•麦克穆瑞、理查德•雷德马克。我立刻僵在那里。这些不是演员；他们已经是传奇人物。我很少哑口无言的，但是面对着电影历史，这对我来说，承担不起。 当我瞻望我在这一工业中的未来时，我最终是想当导演，但现在还没有。一名导演要在一部影片开拍前三个月就开始工作，并且停机后继续做四个月。在这一期间，一名导演只能拍一部影片，而像我这样的在许多影片中扮演角色的人，就可以拍四部影片。所以我没有当导演的原因之一就是：钱。 无论如何，我知道什么时候放弃表演，开始导演，因为对我来说，很容易知道我自己是否仍是一名明星，或者已经走下坡路。如果我是明星，那么当我拿到一个剧本时，他们会说，“我们知道那是关于一个澳大利亚的侏儒，不过我们可以改一下。”如果我在走下坡路，他们就会说，我演《迈克尔•该隐的故事》太矮了。或许那时我就要当导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