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在赋予一个人物血肉，从而使他变得真实的时候，你的工具是你自己身上有用的那些方面，以及你的角色的模特儿。

　　有人总是认为，阿尔菲的性格接近于我的个性，但是当我理解了阿尔菲的时候，我知道我不像他。我把我年轻时代最好的朋友，一个名叫吉姆•斯雷特的人作为他的基础。我从来找不到一个姑娘，可是吉姆全都能得到。他演这个角色最合适不过了，只不过他总是非常容易疲劳。 当我直接对着摄影机说话的时候，我也是把吉姆作为我说话的对象。在一般情况下，当你直接看着镜头的时候，那个效果是很假的。因为电影制作者打破了观众在现实中偷听的幻觉。但是在《阿尔菲》中，我的人物是通过摄影机向观众说话的，有一点像剧院中的旁白的技巧，也就是说一个人物离开了动作，直接向观众说话。事实上，当我第一次对着摄影机说话的时候，我把它当作一大批观众。导演吉尔勃特•路易斯说，“停！再靠近摄影机一点。做得好象你就是跟一个人说话，因此观众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觉得你是把他一个人单独挑出来。”于是我在那个时刻表演的时候，就好象我在跟吉姆说话。我们的关系很好，吉姆真的会对我所说的事发生兴趣的。

　　当阿尔菲的手在抚摸一个女人的乳房的时候，特别喜欢这样的说法，比如说，“她的条件很美，”因为吉姆喜欢说这样的话。对于吉姆能欣赏的信心使我赢得了电影观众的共鸣，那怕他们并不真正赞同阿尔菲所干的事。 有时你扮演一个角色跟你毫无共同之处。在《那个浪漫的英国女人》中，他们让我演一个跟我完全相反的类型，这种人是我在实生活中非常卑视的。他根本没有能力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虽然不是一个行动的人，但从糟糕的情况来说，我还是一个触媒剂；而我所扮演的这个人物，则听任他自己的事情全都搞得一团糟，而不采取任何措施。他是一个富有的小说家，他住在豪华的证卷经纪人居住区，和那些伪知识分分子混在一起，并且对他的妻子在外面的浪荡行为不管不问。那个人物一点化学因素都没有；这个角色的一切都与我的本性相违。 但一旦你对一个人物得出那样的结论，你就得把这一结论忘掉。在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动机是有道理的；因此我必须为这个人的行为找到理由。我最后终于感到这个角色颇有趣味，因为我把自己的性格完全埋葬了，一切都是重新发现的：如果我愿意往北走，我就让我的人物往南去；如果有些行为对我是格格不入的，我就估计对他来说，可能是合适的。

　　历史片中，调查研究对于找到一个人物的真实的东西，是很有价值的。我们经常对另一时代或地区的人物行为有一种定型的看法，而调查研究往往否定了这种定型的看法，并且使演员感到更有意思。例如，在《祖鲁》中，我分配到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来自上层社会的、软弱的军官。可我当时的身分地位又没有强大到足以对角色的阐释提出根本性的建议。 我能拿到那个角色已经是万幸了。原来我是为一个伦敦土佬士兵的角色去试镜头的，可是那个角色已经分配给别人了。但是，由于我长得又高又是白哲皮肤的，所以很像一个优雅的英国人，于是导演西德. 安德菲尔德问我会不会上层社会的说话的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