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马上用伊顿人的口音说，“是的，安德菲尔德先生，我已经干了好几年啦。”他让我试了试镜头，可我在试镜头时吓得要命。在第二天晚上的宴会上，他很长时间没有理睬我，后来他终于走过来对我说，“那是我一辈子所看到的最糟糕的试镜头。”我想，行了，那个角色不是我的了。但是他继续说，“这个角色给你了，因为我们星期一就出发，我们没有时间再另找人了。” 西德.安德菲尔德和斯坦莱•贝克（他是制片人兼明星）都把我所演的角色，少尉冈维尔. 布鲁姆海德，看成是一个没有骨气的，把战争看作是伊顿学院运动场上的游戏的怪物。斯坦莱要求把那个人物演成一个瘦弱的啦拉队员式的人物。

　　但是我在查灵十字路口的一家旧书店里找到一个历史书，书中有真的少尉冈维尔. 布鲁姆海德的照片。他有五英尺六寸高，留着黑胡子，他和他们所设想的的那个动摇不定的、碎嘴皮子的上层社会的人完全不一样。我把那照片给贝克看，我说，“听着，斯坦，我知道，最终你的人物的性格要战胜我的人物性格，因为故事就是那样写的。但是如果战胜一个强者和自信的人而不是一个很随和的人，人人都立即知道斯坦莱把他绞成肉酱的人，岂不是更好吗？除非我的人物是强有力的，否则就不会有性格冲突。” 贝克和安德菲尔德思考过之后同意我的我意见。于是就允许我把少尉冈维尔* 布鲁姆海德处理得和剧本上所写的有很大的不同。这个角色是我最大的突破。至少，我们把那种一向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军官描绘成上层社会的漫画的定型观点纠正了过来。 《会当国王的人》是根据茹亚德•吉布林于1888 年写的一个故事改编的。这又是一部影片证明背景知识是不可缺少的。导演约翰. 休斯顿多年来始终想拍摄这部影片。实际上，如果我们知道休斯顿原本想让克拉克. 盖宝和亨弗莱. 鲍嘉来扮演西安. 康纳利和我扮演的角色，那确实会使人闻风丧胆的。

　　分配我扮演皮奇，西安演旦尼：我们是一对流浪汉，原是维多利亚女皇军队的军曹，而现在是在印度搞军火走私，装成是遥远的喜马拉雅山山寨的国王。 在我们在拍摄任何一个镜头以前，花了好几天的时间讨论剧本，因为休斯顿要求我们搞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比如说，毕奇必须在一列行驶的火车上毫无理由地把一个印度人扔下车去。从现代的观点来看，这一行为是莫明其妙的和野蛮的。但是从维多利亚的价值观来看，这种对待当地土著的专横跋扈的态度却是常规。

　　此外，毕奇和旦尼在国内，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也曾体验过类似的屈辱，要知道，那时在英国的阶级差异就像现在南非的种族隔离那样的严格。所以当我把那个印度人扔出车外时，我必须想到，毕奇很可能被一个英国贵族分子扔到车外去过。 大家都不断地告诉西安和我，说我们在拍另外一个《卖花生的卡西迪和跳太阳舞的小伙子》。我们不是。陷入那种模仿的游戏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你所能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个苍白无力的复制品。但是西安和我都很快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必须是双动的，而且是无私的双动。这了那部影片，我们必须互相彻底地合作。我们的选择是：要么互相排挤，然后获得单个人的特写镜头，要么是从最有兴趣的台词出发，相互把对方引入特写镜头中，从而改善整部影片。

　　这是我和另外一个演员所得到的最佳关系，我们始终相互支持。这样我们就更容易进入那两个角色。 但是那伟大的休斯顿也帮了很大的忙。他设法用一句话就向我把我的人物具体化了。拍了大约两天多之后，休斯顿说，“切，迈克尔，话说得快一些；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因为我说知比较慢，所以给人的感觉是，我在揣摩我说话的效果。休斯顿的观察正在点上。诚实的人说话快，因为他们不需要时间来盘算。 拍摄三天后，休斯顿再也不叫西安和我的名字了；他干脆叫我们旦尼和毕奇。西安和我已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我们不仅能够即兴创作一些台词，而且那位导演，为这个剧本酝酿了二十六年之久的作者之一，竟允许我们即兴创作一些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