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百川很忙，尤其在CCBN前夕，他几乎不能抽出整点时间来接受记者采访。我们只有早上趁他开会前到办公室见面，总有电话打断我们有限时间的谈话。我仔细看看四周，这位现任广播电视总局副总工的办公室很普通：笔记本和台式电脑旁堆的满是光盘和软盘，桌子上、茶几上摞着厚厚的文件、资料和杂志；书柜里装满了各种广播电视技术方面书籍，还有就是能够接受CCTV互动电视的机顶盒和电视，这一切简约中却蕴藏着浓厚的学者气氛。难怪，之前记者在google网站上搜寻杜百川的名字，与之相关内容，居然查询到200多篇文章，这还只是近两年的不完全整理。

    杜百川告诉记者，他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有三种，上网浏览，各种中英文网站都会有所涉猎；每个月能收到二三十种技术杂志，他会很快汲取其中的精华，并归纳总结；再就是不断地学习，杜百川无论多忙，他都在不断学习，一直走在中国电视技术的前沿。很多年以来，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广科院院长、广电总局副总工，他都能及时掌握国内外广电数字、通信及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和政策及中国的国情联系起来，公开发表各种论文，很多国内企业都根据这些信息把握发展方向。

广播学院13年  最早投入数字电视教学

    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的杜百川，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曾到基层邮电局工作过、业余时间常为群众修理电视机。1978年至1981年回到北京大学攻读了光纤通信专业，获得理学硕士学位。随后，加入到北京广播学院的教学工作中，他开始作为广播电视工程系的老师。也就是从这一年起，他开始和广播电视技术结缘，并学习、研究起新的问题来，关注起国内、外同行的技术发展。1982年，他在通信学报上发表了《数字信号抖动测量》一文。

    当全国很多省市刚刚建台，还在购买模拟设备的时候，杜百川已经注意到计算机局域网会给电视台编播部门带来极大的便利，在1986年他发表了《计算机局部网络技术简介及其应用举例》。这一年，杜百川开始从事数字电视教学工作。他开玩笑说是因为别的老师把所能教的科目都选完了，他只好自己开辟一门新学科。这年年底，他在广播电影电视学会的学术年会上发表了《使用数字处理改进电视接收机图像质量》一文。

    广播学院较早购买了NEC的数字特技台E-FLEX，别看现在电视工程师无论多复杂的特技台很快就可以使用熟练，在当时来说却不那么容易，只有杜百川喜欢钻研这个新机器，不仅要学会应用，还把其中的原理搞得明明白白，“苦心人天不负”，他不仅在教学中讲述数字电视技术，教给学生如何使用这台特技机，而且它所领会的数字技术得以最好的实践。后来他在《广播与电视技术》上发表了《E-FLEX滤波器部分电路分析》。

    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杜百川编著和与人合著出版了《数字电视》、《数字电视原理及设备》等著作，发表了多篇介绍数字技术的文章。很多电视工作人员都在学习数字电视时，把他的讲义作为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把发表他文章的期刊杂志收藏起来。

    1989年，杜百川担任了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工程系主任，计算机技术和数字技术一直是他关注的主要内容。在北京广播学院的40年校庆之际，他主持了与广播电影电视学会共同举办的“北京视频字幕绘图系统及特技设备展示会”。这个交流平台给多家国内视频企业如大洋、安徽现代等以新的发展机遇。

    1990年，杜百川在《中国计算机报》发表了长达6万字的《视频绘图系统与数字视频特技系统》，后来他又发表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文章，如1992年杜百川发表了《视频绘图系统》、《数字电视技术》。可以说是他早早地将电脑动画、非线性编辑、多种数字设备和系统介绍给国内技术人员。

广播科学研究院7年 不断促进数字电视及高清晰度电视发展

    1994年，杜百川被调入了广播科学研究院担任副院长。从广播学院的教授到广科院的领导，杜百川并没感觉有什么变化，只是从前是以教学工作为重点，而现在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数字电视技术的发展。

    1994年时，中国完全处于模拟电视状态中，广电总局还没有数字电视的各项传输、制作标准。电视台使用的设备也都是模拟设备，而且好多省、市台刚刚建台，很多人提出有没有必要改换数字电视的疑问。杜百川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和众多学术资料，在《电视数字化文集》中发表《尽早进入数字节目制作》、《21世纪的电视是什么》这些论文。最后和专家组论证，中国要走数字化道路，并与设计院章家兴等专家一起制定中国第一个数字卫星上星方案，确定了要采用国际上通用的“数字”上星方案和MPEG-2码率压缩标准。从此中国的数字化传输便有据可依了，数字传输有了标准，中央电视台和省级电视台便纷纷地以数字上行方案为主了。

    1995年，杜百川发表《DVB包括了所有的数字电视系统》。就在同一年，他担任中国DAB/DVB合作项目的中方经理，负责DVB标准的研究和推广，负责广东DAB先导网和北京天津DAB实验网的建设。这段经历使他受益匪浅，从理论到实际对DVB有了更深入、更深刻的认识。1996年，杜百川与各路专家在中国首次主持完成了MPEG-2/DVB各个不同厂家编码器的兼容测试，确定了首批省市上星编、解码设备。他带领实验小组成员在四川做试验，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参考论证了欧洲的DVB-C和DVB-S，发现国内的有线电视网络能相适应。经过两年时间，1998年，他便和同事们共同完成了中国数字有线电视标准的制定工作。

    高清晰度电视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地位，无论是从广播界，工业界还是科技界对此都十分重视，因此政府对此也十分重视。高清晰度电视更是杜百川关注的重点，他一直在关注美国和日本的HDTV发展。早在1993年他就参与了邀请日本NHK在国际广播技术研讨会（ISBT）的HDTV展示。1994年他发表了《美国高清晰度电视的发展与现状》。后来还专门撰写了多篇有关HDTV的文章，介绍了数字电视的定义和按传输媒体、传输环节、业务和质量的分类等等。并介绍了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决定采用各自数字地面电视广播标准的理由和准则。探讨了卫星、有线和地面电视广播系统实现数字化面临的不同问题，介绍了MPEG-2的基本原理和业务信息、有条件接收，以及在嵌入式系统和应用程序之间的中层协议。杜百川指出，数字电视是指系统，高清晰度电视是指系统内的业务，同时给出ITU-R给高清晰度电视下的定义。

    国庆五十周年总局决定采用HDTV直播庆典，使用的试验转播方案之一就是杜百川和他的同事们提出的一种与欧、美、日均不同的地面数字电视系统方案；在深圳“高交会”上他们用MMDS做了HDTV转播展示和在台内用有线电视网进行了HDTV传播试验。 

广电总局副总工两年 思考广播电视改革大计  

    2002年，杜百川担任了广播电视总局副总工。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社会职务，如广电总局科技委副主任、国家广播电视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子学会广播电视技术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电视电影技术学会副理事长、欧洲IBC理事会成员、国际广播技术研讨会（ISBT）主席，为推动中外广播电视学术交流作出了贡献。他在不同平台上都会有所收获，互相渗透的行业使他的视野更加宽阔。他还是像从前一样关注着数字技术。当记者问到他现在的工作重点，杜百川回答，今年被称为“网络发展年”和“广播发展年”，应积极推进广播电视的数字化建设，建立有线电视新体系。

    杜百川说，在满足广大观众个性化、多样化、多层次文化需求的同时，广播电视要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改变我国电视媒体长期依靠广告收入的现状。所以今年年内总局计划要开播10套以上的付费电视，为了大力发展以付费电视为重点的多种业务，开拓新的服务空间，建立新的盈利模式，必须加快建立数字电视节目平台，开办若干套付费电视节目和HDTV节目。加快完善有线电视数字传输平台，建立安全畅通的网络维护保障体系，积极开发数据等增值业务；加快建立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服务平台，推进用户端的数字化；加快建立监管和服务平台，确保各方利益。为此，总局将2003确定为“网络发展年”。

    杜百川一直没有忘记紧密关切数字电视的发展。他认为，推动数字电视的四大动力是交互电视、高清晰度电视、数据广播和有线上网。国家广电总局要实现全面推进广电系统的数字化、网络化建设，就要加快节目平台、传输平台、服务平台和监管平台等四大平台的建设。当然，还不能忘记要加快广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