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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是“台湾新电影”的力作，获1989年第4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这部电影为生活化的表演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可以看到所谓逼真、自然的生活化的表演究竟是怎样的，电影的表演能够生活化到什么程度以及这样的表演效果是如何取得的。 《悲情城市》的表演特色是同整部影片融为一体的。表演成就不是来自演员自身，而是源于导演精心的艺术追求，侯孝贤导演的表演意识，使表演进入了新的境界。剧中人物是生活里活生生的存在，有着浓郁的本土生活气息和历史沉积的文化心理，有着相互间复杂的矛盾纠葛、情真意切的心境情绪，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有个性的人。既非概念化的典型，也没有变成纯意念的符号。 该片的表演极为生活、自然，几乎没有任何表演痕迹。没有人为强化的戏剧性动作，直逼巴赞所说“现实生活的渐进线”的境界。据侯孝贤介绍，演员的程度是参差不齐的，有梁朝伟这样非常专业、演技精准的演员，也有经验不足的非职业演员，还有演戏老到、习惯于老一套陈旧表演程式的演员，这些演员完全掌握在导演手中，对不同的演员用不同的方法，把导演要的东西激发出来。 如演林文雄的陈松勇表演太使劲，一有戏，往往情绪冲到最顶端，太过。导演就采用偷拍的方法，告诉演员是在试戏（他就不会那么用力气），趁机偷拍下来。影片大部分运用中景、远景的固定机位长镜头，不做更多的分切，保持了完整生活的本来面貌不遭分解和破坏。 全片总共220多个镜头，只有17个近景和4个特写，这4个特写镜头还都是拍摄物体，没有一个人的特写。这种以静为主的单镜头的构成，节奏舒缓，情感内敛，给人以凝重的生活实感。用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纪录人物在环境中的自然活动，这也是造成表演非常生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纪实风格叙事片由于淡化情节和冲突，一般带有“生活流”的沉闷感，表演也偏于自然主义的琐碎、乏味，往往让人难以耐心看完。痣情城市》则在它的质朴、自然之中，饱含着深切的情意和动人的气韵。如:静子回国前向宽美辞行的一场戏，将哥哥阵亡时留下的竹剑和珍爱的和服留赠给宽荣、宽美兄妹。文清和宽美见面。林家客厅，身后隔音玻璃的堂屋，可以看到已经变的痴呆的文良没完没了地吃着。钟敲了十下。两个人在桌旁默默地用笔交谈，插入文清去内室看望宽荣的镜头。最后宽美流下了眼泪，文清黯然神伤……非常含蓄，内力不凡。可惜书面语言难以细致描述，建议大家影片观摩时细细体会。 对不同景别、不同摄影技巧处理的适应，并能够完成规定的场面调度，对画面效果的具体感受由于摄影机和摄像机有推、拉、移、摇等多种运动，有仰、俯、长焦、变焦等不同拍法。影视演员为了能反映出人物的神态和情绪，还必须了解影视各项常识以及可能出现的屏幕效果。不同的摄影技巧对演员的表演有不同的要求和限制。演员面对的是无限广阔的自然表演区，而观众感受到的是银幕画框的表演区。画框构图实拍，特别是移动摄影，主动权掌握在摄影师手里。这就给演员精确掌握表演区、表演分寸以更大的难度。因此，电影演员必须掌握对摄影机镜头具体感受的本领。当导演现场表述不清时，立刻明白他的大致意图。所谓有悟性的“聪明的演员”，因为以各种方式了解了除表演技术外其他相关基础知识，往往能很快了解导演的蒙太奇构思，最后根据人物的性格特征，设计出镜头前表演时的内外部动作，并顾及尽可能多的方面，因此大受称赞，片约不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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